“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而积极的响应。非洲是“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节点。“一带一路”建设将给非洲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和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给中国各个地方特别是给浙江带来机会。浙江运用“一带一路”的程度决定了它再发展的程度。2019年11月3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围绕“一带一路”与浙江发展这一主题，举办了第十期“周末智库沙龙”（SZS）。本次沙龙由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教授主持，并特别邀请了浙江海洋大学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光熙教授担任主讲人。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 吴冰玉 摄
“为什么我们会研究非洲问题？”浙江海洋大学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杨光熙教授指出浙江海洋大学非洲沿海国家中心设立，一方面持续突破；另一方面是学院学科发展的形式突破。
在十多年前，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已经开始了海洋文化的突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科研方面，获得审议的项目一共是五十多项；国家项目一共是五项，其中有一项是重点国家项目；人才培养方面，浙江海洋大学的学生从海洋文化出发，参加各类海洋文化竞赛，甚至在国家层面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海洋文化有个先天的不足，就是发展后劲乏力，想进一步发展的难度比较大。第一是学科支撑不足，它作为重点发表学科，有自己的发展规律；第二是专业发展不足，专业发展和学科发展是相互支撑的，随着国力的强大，世界其他国家开始增强对学科的研究，但海洋文化的学科方向比较薄弱。
另外，杨光熙教授指出，在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下，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对外意识形态都要走出去。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主要内容是非洲海洋和海洋非洲，主要研究非洲沿海国家的海洋历史文化与中非海洋文化，研究方向是非洲沿海国家海洋历史文化与浙非海洋文化的比较，针对这一方向主要研究七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海洋政策与法律方面，主要探讨中非海洋合作政策与法律研究，浙江非洲海洋合作政策与法律研究；第二个方面是海洋渔业方面，是非洲沿海国家的海洋渔业以及中非海洋渔业合作研究；第三个方面是非洲沿海国家的海洋渔业及浙非海洋渔业合作研究；第四个方面是海洋经济发展；第五个方面是非洲沿海国家海洋经济以及浙非海洋经济合作研究；第六个方面是海洋资源海洋；第七个方面是环境保护。因此，对于海洋非洲和非洲海洋，我们有一定研究计划及初期的成果，紧密地结合海洋的特色，沿海国家的涉海建设工作就是我们目前的努力方向。
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计划，主要是中非渔业合作的前景。这里杨光熙教授举了中国学者张维维的例子，他认为张维维比较重视前期资料的积累和翻译以及他做了民间外交工作，与非洲各国学术界、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交流比较频繁。而浙江海洋大学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做的是结合学校的特点做事，比如中非渔业合作是一个重要方向，我们每年需求是八千多万吨，养殖和捕捞的产量是六千多万吨，缺口是两千多万吨，但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缺口还会继续上涨。
在1992年时，中非渔业合作的论坛已经创建了。虽然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中非渔业合作开展的不是很热烈，但是从十年前开始，中非渔业合作进入了快车道。去年，我们已经和二十九个非洲国家签订了中非渔业合作协议，今年还会继续增加。2012年创建了中非渔业联盟，这是在中非渔业合作论坛的基础之上，增加了执行性，是进一步的拓展。
中非渔业合作目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首先，非洲各国实施的配额禁渔高税收政策。九十年代的远洋渔业的发展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从十六年前开始已经发生变化了，一些非洲国家如毛里求斯、埃及、南非也开始实行配额，比如毛里求斯捕捞量不能够超过上年的百分之六十五，此外他们也设立了禁渔期，甚至设立禁渔的区域，还配合高税收的经济政策，所以我们进入非洲海洋不能再像以前那么自由；其次就是用工的政策，中国用工主要是中国的工业员工，而非洲本地的渔业工人，技能不足，甚至没有任何培训就上岗。这十年在用工政策上出现了一个变化，非洲要求员工必须要本地化，因为非洲员工的工作习惯很难满足我们远洋捕捞的技能性的要求，所以这一政策给我们造成了问题；然后，非洲面临渔业资源的衰竭问题，非洲渔业资源遭受很大的破坏；最后，根据我们的文件调查，非洲渔业缺乏远洋加工。
所以杨光熙教授认为，基于这些挑战，我们能做的是加大浙江省的中非合作力度。在中非合作上，尤其在转移产能方面，浙江走在了前面。对于中非合作，浙江省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文件加大中非合作力度。浙师大的非洲研究院在各学院都设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相应的利益研究机构对应的研究学院。而浙江海洋大学可以利用海洋专业、渔业专业、食品专业的优势立足中非渔业合作。
杨光熙教授指出，大力推动中非浙非的渔业合作，目前可以做几项工作：第一，开设非洲渔业官员的短训班，可以在我们学校开设，也可以直接到非洲沿海国家如南非、毛里求斯等地开设；第二，东海蓝色粮仓的恢复，非洲沿海国家可以借鉴我国的经验发展非洲蓝色粮仓，两边进行的互动既解决了吃饭问题、蛋白脂类提升问题，同时也是为世界人民做贡献。第三，推动非洲渔业加工与冷藏技术研发与企业的开设结合。这一些系列研究目的在于中非渔业合作时，使得中国的渔业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使非洲的渔业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一个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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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党委书记严小军教授参加了本次沙龙，并发表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中非之间在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和综合利用开发上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要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关注和推动中非海洋合作，浙江海洋大学作为一所特色鲜明的海洋类高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技术积淀和智力优势，并与相关高校和智库机构加强协同互补性的交流合作，在中非海洋合作领域开展更多创新性的研究。
严小军认为，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修复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重大事项之一，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推进中非渔业合作应该是当前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在严小军看来，想要做好这一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掌握较为丰富的准备资料，要有意识的去收集非洲沿海国家地区的海洋渔业资源的分布情况和相关数据来为系统的分析和研判提供更大帮助，从而能够提出真正符合当地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建议。
其实对于中非在海洋渔业领域开展合作的想法，来自于严小军团队对于舟山渔场资源如何恢复的长期深入思考。他认为，中国在海洋资源的保护和修复领域的创新探索经验可以给非洲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要想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恢复，必须要具备一系列的自然条件、政策条件、资源条件和技术条件，而舟山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谓是得天独厚。根据严小军团队的研究发现，舟山渔场闻名全国，而这片海域之所以能够成为全国海洋生产力几乎最高的区域，是因为从长江流入东海的淡水径流和外海的黑潮暖流形成了一个“混合涡旋区”，恰好在这个区域形成了我国海洋锋面区域面积最大、海洋渔业资源最为丰富的集聚区。同时，舟山还拥有国家绿色渔业基地带来的众多政策优势，而且野生大黄鱼本身又是一种知名度较高而且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海洋鱼类，这些都是渔业资源重建项目能够实施的一些重要基础条件。
“现在唯一缺乏的就是能够创造和推进野生大黄鱼资源重建的重大产业创新技术。”严小军认为，缺少一个以智能化装备为支撑的海洋渔业资源重建栖息地是一个重要的瓶颈。严小军的设想是，在舟山海域的适当位置建设一个类似大熊猫野生训练基地的大黄鱼栖息与野化训练基地，为野生大黄鱼的生长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培育环境，然后通过技术手段，对培育出来的大黄鱼进行跟踪观察和监测，通过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努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大黄鱼的资源重建与恢复。
野生大黄鱼重建的另外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海洋空间的开放性决定了，对于培育出来的大黄鱼，如何确保这些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鱼以后不会悄悄地“溜之大吉”？严小军表示，每年的5月-10月大黄鱼一般是生活在舟山渔场海域的，在11月份之后，伴随着气温的降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对于大黄鱼迁徙的目的地，科学界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并且都有相应的历史资料的支撑。一种是“南北迁徙”假说，它的核心观点主要是认为冬季的时候舟山海域的大黄鱼会到更为温暖的福建海域过冬，而另外一种逐渐得到更多业界认可的“东西迁徙”假说则认为，因为海洋锋面的存在，靠近舟山海域东侧的舟外渔场可能是大黄鱼更加理想和集中的越冬场，这就意味着，对于培育出来的大黄鱼的活动轨迹，可以根据这个规律开展更好的动态监测。
“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研究整体上来处于起步阶段，应该抓住几个关键的方向来进行研究。”对于浙江海洋大学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战略定位问题，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考。
严小军认为，借助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平台，可以充分整合校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源和平台，来更有针对性的完成一些关键性项目的研究。此外，中非合作需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协调机制，如果能够通过政协专题提案等方式，借助中国和非盟的对话机制和平台，积极争取将中非渔业合作纳入双方的合作议题中也会是一件非常值得憧憬和期待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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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海洋水产研究所资料室副主任朱文斌提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思考，认为短生命周期可持续管理的种类可以作为合作重点。另外，远洋渔业的机制需要梳理，国与国之间合作可以进行与援助相结合。目前全球对于海洋的保护越来越重视，但我国过洋性企业捕捞转型升级存在困难。其次，朱文斌提出目前的非洲渔业合作区域主要在沿岸，中深海可作为拓展的目标，因为中深海的资源潜力较大。最后，朱文斌提出中国在南极捕捞是非全年性，大型拖网捕捞如何与非洲国家合作相结合值得我们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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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渔系讲师马家志提出，在中非渔业物资配置方面，中国在当地虽然有基地，还是要靠当地人。“无论是东非、西北安哥或者赛利亚，为什么中国很多沿海作业后续慢慢变少？”马家志提出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投资环境变差；第二，中国捕捞数量较多，非洲国家制定禁渔休渔制度来限制我国捕捞数量。因此，我们要改变中国人在国外的形象。
另外，马家志认为在法律研究方面，从社会服务这一角度，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可以给浙江的企业、舟山的企业提供一些帮助，很多渔业公司对法律这方面很欠缺，他们不了解进入非洲渔业市场要满足什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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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梁晶晶提出，浙江海洋大学的非洲留学生有来自坦桑尼亚的、塞内加尔、卢旺达和苏丹的。这些留学生主要分布在水产学院、海科学院和食药学院。生态养殖学、捕捞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科学、和食品加工与安全等专业是我们学校可以用全英文授课的专业，所以把留学生安排在这几个专业，老师的培养可能稍微容易一点。
浙江海洋大学对于留学生的培养目标是知华友华，我国对非洲的政策和援助非常多，梁晶晶从外事角度来考虑，认为非洲的学生之所以能来学习，是因为他们拿到了国家给的奖学金。拿到奖学金的学生在生活方面没有任何的压力了，不用去担心吃了上顿没下顿，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放到学习上，我们做的付出得到了回报，大部分的非洲同学是中非友好种子。因此，非洲沿岸国家研究中心应该以渔业为中心，但是不能以渔业为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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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讲师韩翔先介绍了外国渔业，比如非洲的洋流暖流问题，在安哥拉那有一个本格拉的暖流，他那里就有一个本格拉的渔场，但是起步后，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主要都围着东非做研究，具体是围着红海和埃及，埃及算北非中东那一块，是地中海国家，但是从2000年以后，开始参与非洲南部的渔业活动，我国和埃及的渔业合作是起步很早的。
“为什么联合国粮农组织每年出的报告中远洋捕捞量从2011年以后是持续下降的？”韩翔指出，按照各种各样的国际上的报告把不同的海域分成不同的捕捞区，那么邻近的捕捞区例如地中海、黑海都出现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捕捞达到一个高峰，然后就开始下降。2001年，捕捞又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期，2011年以后下降的相对速度就比较快了。中非远洋渔业合作应该是一种长期性的合作，中非养殖
合作力度应该加大。中非渔业合作主要是淡水鱼类合作，但是现在来看，非洲国家对海水鱼类有很大的需求，例如埃及，一年产100多万吨鱼类，产量非常高，人均可以达到十几公斤，但还是每年至少要进口十几万吨的海鱼。我们可以与他们在海产养殖上进行合作，提供技术上的支持，政策上进行研究和进行风险预判。另外其他传统的国家，例如埃及的国内捕捞管理、养殖管理机构，既有中央一级机构，也有各个地方的机构，各个地方之间差异也是比较大的。
从非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研究水平和欧美比还差得很多，欧美人能够做到在一个村镇或者一个族群地区长期居住，将当地的生活习惯、经济、消费习惯、政治态度掌握得非常准确。而我国只能说在国家层面上有大体的把握，对于当地的具体形势、经济前景掌握不够深入，学术研究机构在软的系统支持上提供不了很有效及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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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事》杂志编辑部副主编郑健认为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切入有几大优势，一是从人文角度，浙江海洋大学旅游专业的学生可以研究非洲大陆很多的人文资源、旅游资源。现在非洲沿岸的渔业资源主要分布在红海和地中海，那两块区域的洋流是垂直的，容易形成渔场，这与我国长江流域的生物通过暖洋流交汇不一样。从非洲大陆总体来看，它的东南面就是大西洋的东面，是个直角。郑健指出远洋渔业还是要加工，我国可以联合当地的政府招工增加就业，增加渔业捕捞、渔业加工方面的培训，既是一种文化技术的交流，又是非常好的嫁接。二是从养殖的角度看，非洲国家的西南角养殖估计不是很有利，而在红海和地中海附近自然条件较好。
另外，郑健认为国际上存在问题，现在主流媒体被欧美资本控制。我国在非洲进行捕捞时，可能跟当地有些地方有小纠纷，但是主流媒体往往抓住这一点开始连篇累牍地的报道这个事。对于非洲的孔子学院建设情况，很多外国的资料上都是否定的声音，认为非洲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输出。中国学者的论文很少有对于中国的形象建设以及利益精神的问题，因此很多外国学者对非洲孔子学院持消极态度。总的来说，我国的文化传播力不够，因此对于非洲的研究，不能光是从技术上，还要从人文角度提高文化研究，提高我们的人文传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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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瞿明刚认为我们要基于浙江海洋大学海洋特色，着重非洲沿海国家的研究服务，我们可以挑几个沿海国家，考察这些国家对于西方文化与新闻的接受以及对中国文化与新闻方面的接受之间的比较研究。我国可以开展个例的研究，以南非为例，法国、葡萄牙对于南非的西海岸影响较大，但是我国近几年对于非洲的援助在非洲的一些受益国家确实是造成了良好的影响，浙江海洋大学的坦桑尼亚学生，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普遍较为良好，但是非洲的各个国家之间对中国的态度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南非国家对于我国的真实态度，需要深入南非基层了解南非对于中国文化和新闻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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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系副教授贺义雄认为从研究的角度来说，不论是中非渔业合作，还是浙非渔业合作，首先我们应该考虑的是合作。合作是双向的，不仅限于渔业捕捞的问题，更应该是全方位的。对于远洋渔业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问题，涉及到非洲的渔业资源的衰退和国家政策调整等等，如果我们还只是把重点放在远洋捕捞的方面来探讨，相对来说路会越走越窄，所以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资源的增值或者水产养殖的问题和渔业方面其他的合作上。
贺义雄认为我们需要了解当地关于渔业或者海洋的需求。他们更多的需求是解决自然科学的技术问题，比如中国对于固定的海域有合适的开发计划，而他们缺乏这一系列的技术。如果可以把人文社科也算作一种技术，从个体微观上来看，其实不论是国家政府还是个人需求都是很大的。
“我们应该给出政策性的建议或者技术上的支撑，比如投融资应该怎么分析？园区应该怎么建设和规划？如何养殖？结合当地自然环境应该怎么做？”贺义雄发言中指出中非渔业合作更多的是技术层面上的合作，除了宏观的政策，我国的一些范式或者模式，这两方面也可以是我们在未来的合作中可以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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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建友副教授从渔业管理角度来看，我国的渔业管理问题很多，我国出台的渔业政策和休渔期，都是技术思维的结果，处于技术控制的角度。中国在渔业管理这方面，这么多年其实走了很多弯路。而非洲渔业刚刚处于初级阶段，从渔业合作的角度来讲，中国能够给非洲的沿岸国家渔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从国家宏观的角度来看，比如坦桑尼亚的铁路运行制度，背后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我国可以就渔业合作方面给其提供帮助，这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许投入产出不成比例，但是带来的综合效益是长远和持久的。另外，在渔业管理方面，王建友认为我国的渔业管理一定程度在学日本和韩国的一做法。我国的渔业管理最终还是会走向传统模式，非洲当地的渔业管理制度虽然是初级阶段，但其中的习俗性的内容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作为重要的源头。我国一方面要吸取日本的、韩国的方式以及非洲传统渔业管理好的方面；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我们要更好的改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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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学院党委副书记姜华帅先介绍了一带一路总体的情况，一带一路总体涉及的人口大约是46亿，占全世界的2/3左右。GDP总量是20万亿，占GDP的1/4左右。2018年中非贸易总额只有2000多亿，而整个中国的对外贸易额是30多万亿，中非贸易额只是占了0.2。“为什么中非合作重要？”姜华帅指出，现在中国和非洲的人口总和是25亿，占世界的1/3。整个世界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是300万亿，如果按照人口来算，1/3应该是100万亿，而实际上只有0.2万亿，因此中非合作非常重要。
另外，姜华帅从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提出中非要建立利益共同体，这对于中非合作是关键。没有利益谈合作是虚的，但利益如何均衡，如何考虑，是否还像过去一样，我国负责补取货给非洲投资，还是引领非洲注意在合作过程中不能成为资本的狂欢的问题？非洲比如安哥拉等地的渔民很反感中国近海是因为中国的捕捞造成了当地渔业资源短缺，使得当地劳动力失业。如果投入资本之后，光想着拿利润，就会造成当地渔民的痛苦。利益共同体的基础是文化的公共体育，一个国家对我们认可，不只是利益的认可，关键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认可。如果我们把认可中国文化的非洲船员培养起来，将会对我们国家的渔业的发展非常有利。这些需要国字头的企业或者国营公司参与带动，而不能单纯的以民营的以利益驱动为主。
从非洲发展来看，比如印度提出了香料之路，这个香料之路实际上是以我国的一带一路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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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舟船文化与海洋漂流研究所所长胡牧认为中非渔业合作最主要还是输出理念，如何让非洲国家接受我们的理念，如何拿到话语权是关键。中国的渔业管理较为粗犷，如果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渔业管理的水平去管理非洲是不可行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渔业是非常明显的资源性的生产过程，如果用中国传统的渔业生产管理方式在大洋上生产是不可行的。在此，胡牧认为中非合作是一带一路必须要进行的，其中舟山的渔业生产方式有许多能借鉴的，我们国内要总结出一套好的渔业经验，再输出到国际上，这样我国才能拿到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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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博士陈金龙认为，从大的方面来看中非渔业发展肯定是很有前景的，因为地理条件的限制，渔业相对来说还是近现代的产业，因此从食品的角度来看，渔业并不是非洲传统的大产业。陈金龙提出一个建议，他认为我们在中非渔业投资时不要把非洲简单化，不要只把非洲渔业看做是单纯的资源和市场，这是对非洲国家或者整个经济地理缺乏了解。他强调，我们进行产业合作时一定要对国家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有所了解，不要简单地站在合作的一方思考去当地做建设。虽然好多非洲国家可能和我们想象的有一致的方面，比如基础设施落后，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对法律或者环保的看法，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陈金龙举了巴加莫约港的例子，2014年我国想去那里投资一些基础设施，当时做了很好的规划，但这个项目在具体落地的时候就遇到好多困难。巴加莫约港16年、17年已经开始动工，而现在却处于停工阶段。因此，我们对于当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文了解还是太少，没有做详细的项目设计、项目规划和达到真正的产业合作。中非渔业有很好的合作前景，合作空间非常大，但是一定要对当地有所了解，否则合作的进行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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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耿相魁教授提出，2017年我国远洋渔业基地已经批下来了，我们现在到非洲进行捕捞，下一步的研究已经不是技术方面的问题，非洲在渔业方面基本上还是处于初级阶段，所以光从捕捞的角度，我们的手段是先进的。我们研究的重点应该是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做法灌输给非洲。中非渔业的关系不纯粹是渔业技术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和人文也是联系着的。
美国在发展绿色渔业、休渔制度和渔业保护制度上是比较先进的，我们可以学习美国加拿大的渔业捕鱼制度以及美国的基金制度和防止工地悲剧政策的制定。从渔业合作角度，耿相魁认为非洲也应该树立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现在非洲的理念比较落后，所以我们要把人文深深植根到非洲，让他们认可我们的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世界的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尤为重要。所以要加强中非渔业的研究，其中对于渔业资源保护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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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首先强调指出，大家都要为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出谋划策。教育部把研究中心放在浙江海洋大学，如何做好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不光是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的事，也不光是人文学院的事，也是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的事情。
一带一路是一个中国提出的世界性的倡议，要放在倡议的背景下去思考，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为什么要在非洲研究院的基础之上专门成立一个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黄建钢提出，非洲可以形成非洲沿海经济带，围绕非洲一圈。现在非洲分为4块非洲经济带，南非异军突起，北非的海洋经济带就是地中海。我们可以在非洲开一个沿海经济航线或者海上丝绸之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新的概念，不是以前旧的概念。非洲存在配额问题，联合国存在环境保护的问题，而非洲以前没有环绕非洲的航线，所以要以中非的渔业合作为基点，但是不能局限在渔业中。
我国目前的远洋捕捞其实不是远洋捕捞，我们到非洲的领海里或者经济专属区里捕捞，并不能称为远洋捕捞。配额问题的产生原因，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如果其他国家的渔船在我们的专属经济区里捕捞，我们肯定也不愿意，当然会受到我们的限制。黄建钢认为，中国渔民现在的捕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以这样的方式到公海里捕捞是不合适的。鱼类有聚居区，我们要根据当地的渔业资源分布情况进行捕捞。因此，远洋捕捞要回归它的本质，我们要进行的是远洋捕捞，不是远海捕捞。我们通过非洲人的饮食习惯可以看出，我们需要从反向思维进行思考，并不是住在海边的人就喜欢吃鱼。所以要和非洲进行渔业合作，我们要把渔业放在沿海经济中来考察，要了解非洲的真正需求是什么。
“为什么东海海面会有锋面？”黄建钢指出，锋面是拦截空中的微生物，使其在锋面上停留，然后下沉到海里作为鱼料使得海面下的海洋生物发展起来。河口暖流和冷热水的交替、咸淡水的交替、清混水的交替、上下水的交替是让海鱼数量增加的自然因素。而非洲缺乏这样的自然条件，所以从某些程度，非洲的沿海渔业资源也是很有限的，世界上的几大渔场并没有包括非洲渔场。黄建钢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一开始就没有对于非洲沿岸沿海的渔业资源进行调研，如果沿海的渔业资源本来就有限，那我们就没有再去进行捕捞和合作的必要了。
非洲沿海国家研究中心要以经济为主，同时不能忽略文化，也不能忽略政治制度。我们需要考虑渔业资源，也要考虑其他的经济要素和经济资源，在研究渔业资源时，一定要符合海洋生态文明，同样也可以改变我们在渔业资源上的生产方式。一带一路是一个驱动，是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一条生命线或发展线，一定要把中非渔业合作放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中做一个长远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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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期“周末智库沙龙”的还有浙江海洋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汪汉利，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室副主任章军志，浙江日报记者林上军，浙海在线记者苏凯，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董蜀、张曼、王微、吴冰玉。
在本期沙龙活动中，各专家、学者对中非海洋渔业合作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独到见解。相信中非海洋渔业合作将会在非洲沿海研究中心以及浙江省经济的带动下，更上一层楼。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第十期“周末智库沙龙”取得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