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日，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围绕《总体方案》目标和任务要求，三年来坚持特色化、差异化，不断探索和实践，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重点发展油品全产业链，将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肩负起为国家试制度、为地方谋发展的重任。但面对国际形势、疫情影响、全国样板海南自贸区发展等因素，给予厚望的浙江自贸区如何率先突破发展？这需要专家学者的智慧研究和探讨。为此，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于2020年6月24日以“浙江自贸区如何突破发展”为主题举办了2020年第六期“周末智库沙龙”（SZS）。本期沙龙由浙江海洋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教授主持。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学科背景进行头脑风暴和发散性思维，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为浙江自贸区今后进一步的发展积极地建言献策，沙龙全程思维活跃、互动频繁。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 王微 摄

浙江海洋大学地方合作处处长、CZZC常务副主任、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研究院副院长殷文伟，从国际贸易的视角将自贸试验区分成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经济）这三方面的发展需求，不同的贸易应该匹配不同的制度与服务体系，形成基本框架。他认为，浙江自贸试验区是现有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最有产业特色和改革亮点的试验区。因此，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全面建设的背景下，浙江自贸试验区一方面要实施扩区发展，全面提升浙江自贸试验区的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要在部分园区、或平台（企业）、或新兴产业领域率先对标相关自由贸易港开展建设，快速提升浙江自贸试验区开放宽度、深度、力度，有效实现浙江自贸试验区的突破性发展。

浙江自由贸易港如何实现突破性发展，他建议，一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浙江自贸港应与义乌全球小商品市场、阿里E-WTP联合建设，其重点是推动中国电商平台和物流园区走出去。二是浙江自贸港应在数字经济领域切入进入全球新贸易体系，其重点是为了对标苏格兰等全球互联网企业集聚地的先进做法开展。三是从未来长远角度考虑，要通过“走出去、引进来”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学习吸收，仍要靠真正的实力吸引国际目光，推进开放、创新和探索，协力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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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副院长易传剑指出，自由贸易港具有海洋特色，其发展方向应充分体现“海洋文化”，融入“海洋战略”。此外，他对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体系架构进行梳理。第一代自由贸易试验区所承载的使命是制度创新的高地，其表现形式只是优化原有环节与迭代程序，还未涉及深层次的创新；第二代自由贸易试验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代表着根本的制度创新，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再升级。与以往的自贸试验区相比，临港新片区更加突出了产业发展新特点，围绕货物、资金和人员三大核心要素的自由流动展开，同时，在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区域建设、监管政策等方面有所突破，朝着自由港的方向迈进。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顺应全球经贸发展新趋势，实施更加积极主动对外开放战略的一项重大举措。而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已到了尤其关键的时期，当下需要认真思考和研讨浙江自贸试验区如何进一步实现突破发展。因此，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浙江自贸区可向数字贸易区发展，在全新体系下构建数字经济规则，明确数字产业、网红经济发展方向，基于新的技术打造产业数据化平台，实现社会与城市治理方式数字化，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第二，政府应大力支持，创新体制机制，加大监管力度，优化营商环境，促进产业发展。第三，浙江自贸区应根据自身的产业和地域特色再造优势，通过浙江舟山群岛天然的资源禀赋（港口、岸线、码头、储运等资源），围绕产业的精准定位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可见度高、落地性强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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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国家海洋意识教育基地（浙海大）执行主任俞树彪认为，浙江自贸试验区可从思想理念层面、人民群众层面和制度创新层面实现突破发展。从思想理念层面看，浙江自贸试验区可创造新理念，通过朱家尖的浙台（舟山普陀）经贸合作区，开展对台贸易等有利于台湾回归方面的工作，从“能源战略”发展为“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政治任务保持高度一致；浙江自贸试验区可朝“自由贸易港”方向发展，紧抓“自由贸易”做文章，形成特别关税区（保持国家原有基础的存量部分，增量部分考虑由浙江自贸试验区进行税收等优惠政策）。从人民群众层面看，要适当兼顾发展民生相关的产业和基础设施，让当地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从制度创新层面看，浙江自贸试验区是制度创新的高地，不仅仅要注重发展，更强调系统集成的自主创新，这也是自贸试验区的核心要素。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浙江自贸试验区”等多种战略融合发展，形成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发展态势。

他建议，浙江自贸试验区应从外贸、外经企业、服务贸易、平台等方面分块梳理，进行逐一突破。一是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浙江“努力成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的新目标新定位，加快形成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打造具有辨识度的窗口，彰显浙江特色；二是要海陆统筹，将舟山的港口资源发挥极致，增加进口量和贸易量；三是“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呈现新趋势，产业园与人才发展相辅相成，为人才“筑巢”，为地方“引凤”，形成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的核心竞争力；四是将浙江自贸试验区打造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和国际平台，享有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 王微 摄

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秘书长翁志军指出，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没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团队是制约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他认为，一定要跳出舟山建设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议从四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是“机制突破”，建议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下设自贸区学院，全方位系统地培训民众、普通干部、处级干部，夯实弱势区块，实现全民自贸区。二是“技术突破”，增加产品多样性，考虑和浙江义乌、金华东阳等地合作，近距吸纳余晖，使经济发展出现新的增长点。三是“理念突破”，重点思考舟山如何与浙江的经济增长点结合在一起、与未来发展科技的产业结合在一起，在数字贸易区上做文章。四是“目标突破”，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要紧跟时代和形势发展变化的步伐，推动局面再开放，谋求发展再突破，实现建立自由贸易港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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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事》杂志副主编、CZZC海洋文明城市研究所长郑健表示，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功能具体化表现，建设浙江自贸区应该发挥“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功能，也就应该回归于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他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适时地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China (zhejiang) Pilot Free Trade Zone定格为中国（浙江）自由贸易区——China (zhejiang)  Free Trade Zone，并将宁波—舟山港中的舟山港打造成自由贸易港。

他建议，一是自由贸易港应涵盖舟山离岛和舟山本岛全域，有利于建立国际一流的江海联运综合枢纽港、国际一流的江海联运航运服务基地，有利于培育我们国家面对全球的新优势，构建合作新平台，拓展经济新空间。二是通过舟山区位的独特优势、资源丰富的港口岸线与雄厚的产业基础，把将舟山本岛建设成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的大本营，扩大联运服务的内涵和外延。三是优化国内贸易的营商环境，增强自贸区（港）内居民的生活宜居性，推动自贸区经济实现高质量新发展。“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功能充分发挥之日，就是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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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骆小平博士围绕“比较优势原理与浙江特色自贸区建设”展开叙述。她指出，比较优势源于自由贸易，其原理是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的。现在自贸区一般都注重WTO规则，而其源头来于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自由贸易理论。此外，与海南、广东、上海、山东比较，浙江比较优势明显，尤其是在营商环境优越、人口结构年轻化、创新人才与活力足、社会治理程度高、市民包容程度和融合程度高等方面。因此，浙江自贸区需要发挥自身特色和比较优势，寻求新的突破，迎头引领新浪潮。

她建议，首先，中国自贸区发展应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印记，要从国情区情出发，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贸易战略开展建设。其次，浙江自贸区的发展可以深度参考“中东自贸区模式”，发挥比较优势，最大限度地促进区域生产力发展，实现经济行稳致远有效路径。第三，需要大力解放思想、开放思维，坚守党的领导和依法治理的底线，建设为全体人民美好生活服务的中国自贸区。第四，要从全省角度和全国高度来整合协调统筹资源形成自贸区“公地”，包括制度、营商、人才、创新、管理等方面。第五，要建设兼具各个领域内容、体现多种因素融合的、担负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域自贸区”，只有“全域”才形成“综合”、“特色”和“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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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学锋指出，浙江自贸区想要突破发展，就要明确清晰自身定位。自由贸易政策作为推行实施的阶段，选择自贸区就要具备两个条件：典型性与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试点设立在广州与上海是非常恰当的，因为广州和上海贸易发达、辐射性强，最具有典型意义和普遍意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曾指出：海南的经济总量小，风险可控。因此，现在选择在海岛发展自由贸易港更为合适。周学锋认为从这个思路考虑，舟山也同样具有成为自由贸易港的条件，北面有上海，西南面有宁波。因此，舟山需要充分利用上海和宁波带的溢出效应，互利互惠，弥补舟山发展的短板，同时自身优势也可为上海、宁波所用，为舟山实现跨越发展带来巨大的新动能。

他建议，一是浙江自贸区要从理念、制度等方面主动争取突破，具备成为自由贸易港的优越条件，内部突破才是新的生命。二是空间突破和理念突破，空间上要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升级为“全域自贸试验区”，理念上应明确主体，自由贸易是以企业为主体的，而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塑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三是法治突破，在坚守国家政治底线与加强国家安全管控的基础上，开放商事等方面的法律制度，走国际化发展道路。自由贸易遵循的是法治规则，在自由贸易区要引进普通法思维和海洋法思维。四是建立多样化的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与国际化的审判机构。设立中立性强的商事仲裁院，聘请国际上的法学专家作为仲裁员，从而在国际上具有吸引力、公信力与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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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浙江海洋大学人文社科处副处长李秀辉博士对于浙江自贸区如何突破发展提出自己的想法。首先，要在国际大背景下思考浙江自贸区的发展路径，以及贸易、加工与核心技术三者间的关系。当前国际经济贸易变动情况之下，要从“贸工技”（贸易——加工——技术）道路转型为“技工贸”（技术——加工——贸易）道路，推动浙江自贸区更上一层楼，这对国家来说不仅是机遇，也是挑战。其次，数字经济和数字自贸区对浙江自贸区实现突破性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也促进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有所作为、有所引领、有所话语权。

最后，要精准理解“自由贸易试验区”与“自由贸易区”的概念和关系，两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撑，依托“自贸区”推动“自贸试验区”的发展。自由贸易区是指两个以上的国家根据WTO相关规则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所形成的区域，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是一个国家实施多双边合作战略的手段。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指在我国境内关外设立的，以优惠税收和海关特殊监管政策为主要手段，以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为主要目的的多功能经济性特区，其核心是营造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国际商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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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博士指出，浙江自贸区需要从“传统自贸”思维中寻求突破。具体来说，中国的自贸区理念来自自贸区概念。自贸区的英文与中文概念需要进一步理解和识别。“自贸区”的核心概念在英语中是Free，我们把它翻译为“自由”。其实，它与“自由”还有距离。在西方话语体系中，“自由”是freedom，而不是free。Free实际上是一个“关税”上“免税”概念。“免税贸易区”与“自由贸易区”相差甚远。此外，在区域发展中，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往往是最落后的地方。现在长三角最落后的地方就是舟山，但它是长三角下一步发展空间最大的地区之一。

黄建钢教授强调，浙江应深刻领会中央给予的重要指示，从“海南自贸区”中探索核心，悟出“全式自贸区”。它有六个方面。第一，“全群岛自贸区”。浙江自贸区应该发展成为“全舟山群岛自贸区”。舟山群岛有十大特色岛屿——岱山、衢山、六横、桃花、东极、嵊山、普陀、金塘等等，每个特色岛周围还有许多小岛，建议以一个特色岛为核心组成十类自贸区。第二，“全面自贸区”。 从世界角度看，自贸区发展有三个阶段：英国阶段、日本阶段、新加坡阶段。新加坡发展的已经是“全程自贸区”。第三，“全向自贸区”。浙江自贸区要背靠宁波、上海等地向“全方向”开放，可以开辟跟台湾、韩国、朝鲜、日本、俄罗斯以及美国关岛等合作路径。第四，“全民自贸区”。浙江自贸区应该创建按照“自贸区”方式进行社会治理。只要在“自贸区”工作的人，不论户籍是否在本地都可以享受“自贸区”待遇。自贸区利益要惠及全体人民。第五，“全政策自贸区”。浙江自贸区应该统筹深度融合舟山“三大政策”——国家级新区政策、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政策、自贸试验区政策进行综合运用。第六，“全市自贸区”。浙江自贸区应该打造将“舟山群岛”、“舟山海域”全域化。

最后，他建议，浙江自贸区应该创建一个“自贸新体系新体制”。一是打通与“上海自贸区”的关联，现已形成“舟山自贸区”+“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新格局，这三个自贸区必须“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进一步联动发展。二是创新一个崭新的贸易体制与模式，具有国际意义、全球意义及世界意义。

出席本次沙龙的还有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王微、吴冰玉、张曼。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2020年第六期“周末智库沙龙”取得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