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 吴冰玉 摄
2015年10月20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行欢迎晚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致辞，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浙江省舟山渔民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日本‘里斯本丸’号上数百名英军战俘。中英两国人民在战火中结下的情谊永不褪色，成为两国关系的宝贵财富”。这一行为也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
为了纪念这个致辞发表5周年，为了更好地学习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浙江省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于2020年10月28日举办了2020年第十一期“周末智库沙龙”（SZS）。这次沙龙的主题为习近平白金汉宫致辞五周年纪念与东海海洋社会建设，主要议题有营救“里斯本丸”号上英军战俘与“海洋时代”、习近平的白金汉宫致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海洋外交思想、海洋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构建东海海洋社会以及蚂蚁岛精神与“经略海洋”思想。本期沙龙由浙江海洋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教授主持，主要发言人为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欧阳城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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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副校长张真柱教授参加沙龙开幕式并致辞。他高度认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进入“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两年以来的工作成果。他表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在两年时间里共举办了23期左右的学术沙龙。沙龙参加者大多来自浙江海洋大学人文社科类学院的老师、兄弟高校的众多专家学者，以及相关单位的领导干部。前期工作基础扎实，拥有非常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一个重要支柱。他认为，首先，“智库沙龙”是重要的媒介和载体，许多研究项目和课题都需要通过沙龙擦出智慧的火花。所以，沙龙一定要紧紧围绕国家和地方的重要方针政策和相关热点话题，结合团队成员在自身领域的专长提出自己独特见解，群策群力形成研究报告。这是智库的本源和初衷。其次，拓宽智库研究领域，多学科交叉融合，建设“横向扩展、纵向延伸”的人才队伍。第三，全力争取政府财政的课题经费支持，通过各种渠道获取多样资源，保障智库稳步提升，助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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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欧阳城旺作为主要发言人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展开论述。人民海军成立7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从国内到区域再到全球，领域宏大，范围宽广，涉及经济、政治、安全、文化、生态等各个方面。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需要理念与实践的统一即知行合一。其中，“共同”是理念共同、利益共同、行动共同，甚至体制共同。欧阳城旺认为，现在倡导的“一带一路”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非常重要的起点，从东海开始探索建设海洋社会，建设海洋文明共同体，具有非常坚实的基础。此外，他表示，发展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等方面是聚焦于经济层面，而“海洋命运共同体”是在“一带一路”理念的基础上的升华。它相比于经济层面来说更加具有整体性，对于国家、海洋层面更加具有“社会”的内涵，使构建“海洋强国”有了更坚实的基础。“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关系国内，还关乎全世界，更涉及国际和全球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因此，探讨“如何构建海洋社会、怎么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显得尤为重要。
他认为，首先，要注意“海洋社会”的特性。与陆地不同，“海洋社会”具有开放性、流动性、包容性、相关性。“海洋社会”的各种生产活动和交流活动，相对于“陆地社会”来说风险性较高。海洋主权和非主权领域是并存的，在处理海洋问题时，必须维护国家主权。现有的国际海洋法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在过程中，要尽量争取对国家有利的制度安排。其次，维护海洋权益“分”与“争”的思想观念，坚决反对马汉“海权论”鲜明的强权色彩。二战以后，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纷纷主张自己的海洋权益观，最后形成相对比较系统的海洋法规，在商讨如何“分”时，形成了“争端”。第三，“海洋命运共同体”不仅要“共建”“共享”，还应“共治”。要成为海洋强国，就要考虑如何形成“全球海洋社会”的共识，涉及众多国家，跨国海洋生活之间的关联和互动等问题有待研究与商榷。“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提出恰逢当今世界正在面对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局面。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但同时也是国家经济最为关键的转型期，提升发展层次和内涵，在发展过程中突显海洋的重要性至关重要。第四，构建“东海海洋社会命运共同体”自古就有非常久远且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基础。从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东亚各地区相互之间的交流非常密集，形成了东海贸易通道和贸易网络。东海航线，也称“东方海上丝路”。唐代，山东半岛和江浙沿海的中韩日海上贸易逐渐兴起。宋代，宁波成为中韩日海上贸易的主要港口。明朝，较为偏僻的舟山形成了“双屿港”世界海洋贸易中心，沿岸的文化交流一直连绵不绝，留下中外文化交流的佳话。
他建议，一是长三角、大湾区等“城市群”应共同合作，开展“高层城市群论坛”，发挥东海沿岸城市主体和城市群的作用；二是深度挖掘“东海海洋社会”的历史文化资源，增加东亚东海沿岸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认同向心力，增强历史记忆和情感归属，形成“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文化影响力；三是利用现代5G、大数据库等最新技术，建立新的公共平台（如海上交通信息平台，安全导航平台，海洋灾害平台等等），使各国民众共享；四是各学界应加强配合，共同研究、探讨和处理现代环境下不同地区的难题，推进“海洋社会共同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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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舟船文化与海洋漂流研究所所长胡牧表示，“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鲜为人知，用沙龙的形式唤醒大家及其对它的纪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白金汉宫举行的欢迎晚宴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发表的重要致辞中生动讲述了舟山人民的抗战精神，极大地推动了对“里斯本丸”号研究的国际化进程。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和事例就是电影制片人、北京劳雷影业公司总裁方励。2015年他在东极列岛拍电影时，从舟山渔民口中听闻“里斯本丸”号沉没事件，深受震撼。他决心拍摄一部面向全球观众的英文纪录片。据悉，他从2016年开始谋划《里斯本丸沉没》纪录片，带领团队完成东极岛海域沉船探测，至今已耗资超千万元。这部片子不求收回投资。方励曾说这段历史不能被淹没。通过这部纪录片，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同时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唤起全世界人们更加珍爱和平。胡牧强调，舟山市人民和政府应重视“里斯本丸”号事件，因为“里斯本丸”号沉船残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在亚洲战场、中国海岸线上唯一的战争礼物，是舟山最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探索过程做出的牺牲，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而付出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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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党校李涛教授围绕浙江海洋文化、海洋中心城市建设、海洋公共资源管理和社会有效治理等话题展开叙述。
他认为，浙江的海洋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抗倭资源。在明朝的时候，由于日本国内形势的变化，酿成了倭寇侵扰中国沿海地区的倭患，和以戚继光为首的中国军民抗击倭寇的斗争。在政府闭关锁国、排拒中外经贸交流、防止外来力量介入抗倭过程中建造的军事设施及其后期留下的军事遗址，如浙江临海的江南长城、桃渚古城，温州苍南的蒲城和白湾堡等等；二是渔业时代的渔港。如温州的霞关港、嘉兴的乍浦港等等。通过大量的渔船出海，集聚形成鱼货交易和鱼产品加工，是“背靠大陆、面向大海”的半封闭农业时代；三是现代化浙江沿海城市。浙江的主要港口有宁波舟山港、台州港、温州港、杭州港、嘉兴港等等，重点实施“一港五区”建设，形成以外贸远洋运输为主的状元岙港区、临港工业和港口物流业为支撑的乐清湾港区、石化产业为支撑的大小门岛港区等三大核心枢纽港区，还有为中心城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服务的瓯江港区；为温州南部地区城镇建设和发展服务为主的瓯南辅助港区。这都是农业时代走向海洋工业时代的具体表现。在全球贸易时代过程中，建设“海洋中心城市”和“世界中心港区”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对浙江的传统岸线、历史文化资源、渔业和港区等资源进行整体梳理、调研、储备。第二，在宁波舟山港一体化的过程中，将宁波舟山的发展列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的愿景规划中，打破行政区域跨区协作，形成整体化发展。第三，在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时间中，宁波舟山一体化与上海港区跨区联动，成立新的行政机构。浙江整个战略规划和部署要从大陆转移到海上，国家要依托海上行政区划从大陆国家转变为海洋国家，才能全部打开未来时代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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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洋大学宁波教授表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举办的沙龙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学术思想交流氛围。这种开放的形式为建设海洋社会、海洋治理等方面提供了智慧和参考依据。他指出，海底现存着大量的塑料污染、噪音污染，对鱼群栖息地、鱼群资源的增长和恢复造成了负面影响，每年许多海洋生物因此失去生命，如果进一步污染，会出现生物灭绝等更为严重的现象，致使海洋生态环境失衡。另外，由于全球变暖，南极和北极的冰山大量融化，使全球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冻土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不仅危害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还威胁人类的生存。所以，“海洋治理”和其他社区治理、单位治理不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是一个“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问题。“海洋治理”不是一个城市或国家就能完成的，更需要世界各国站在全球多边的角度、思维和视野下，面临重大挑战，探讨海洋问题，形成合力、凝聚力量、共同合作，攻克解决种种难题。
他还介绍了“三大海洋经济圈”：北部海洋经济圈由辽东半岛、渤海湾和山东半岛沿岸及海域组成。东部海洋经济圈由江苏、上海、浙江沿岸及海域组成。南部海洋经济圈由福建、珠江口及其两翼、北部湾、海南岛沿岸及海域组成。《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我国海洋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北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已基本形成。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三大经济圈在定位和产业发展上有所区别。具体而言，北部海洋经济圈海洋经济发展基础雄厚，海洋科研教育优势突出，是北方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东部海洋经济圈港口航运体系完善，海洋经济外向型程度高，是“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交汇区域。南部海洋经济圈海域辽阔、资源丰富、战略地位突出，是我国保护开发南海资源、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基地。
他建议，一是要对资源环境保护有合理安排和科学规划，降低海底污染，为海底生物创建美好家园；二是需要充分解放思维、大胆探索，为国献计献策，找到既适合东部海洋经济圈发展节奏的方针，又能体现国家制度特点的政策，并为之努力奋斗；三是东部海洋经济圈作为中国最富有生命力的城市港口群，应该打破行政壁垒、统一思想，减少重复投资和建设，有效利用精品资源，促进区域分工协作，使东部海洋经济圈凝聚成强大的力量，形成更优质的联动发展趋势，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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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会海洋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上海海洋大学教授崔凤认为，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可以从两个层次探讨，一是“海洋命运共同体”层次，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层次。这两个层次紧密联系，针对不同的层次，应该制定不同的策略、方略和战略，才能贯彻实施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背景来说，一方面海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是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自然意义上，也体现在人文意义上；另一方面，随着海洋世纪的到来，人类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呈过度的态势，已超过海洋的自然承受能力，出现海水污染、海洋生态环境恶劣等问题。所以，要通过“构建海洋的命运共同体”试图解决海洋问题。从“人类命运共同体”层次来说，正是因为有海洋这一重要通道，才形成全球化，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才会互相依存，才能视全球为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海洋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更重要的课题。
他建议，首先要真正认识海洋、关心海洋、守护海洋、经略海洋；其次，海洋研究人员应高度重视海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海洋不仅是自然通道，也是重要的人为通道；第三，在海洋环境治理、海洋科技、海上安全维护、海上联合调查，以及海洋文化和法律交流等方面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合作，建立相关应对策略，我国要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和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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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商务顾问研究所白小兵主要围绕现阶段日本看待海洋意识这一角度展开叙述。他认为，历史上，日本的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战国时代（中国的元明时期）就有大概20%—30%的人口以海为生，日本四面环海，从海洋中受益，“海”不仅是一个生活场所、交易场所、贸易场所，同时也是人员来往的场所，他们通过海洋获取来自中国的消息和信息。从海洋意识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海洋意识要晚于日本。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有86%的日本人经常想起童年少年时代对海洋的回忆，而且海洋是日本最重要的饮食基础。
白小兵还提及，日本的黄川田曾在松下幸之助的理念基础上提出“蓝色海洋构想”——从国际蓝色战略、资源蓝色战略、国土保护三方面发展海洋的战略。其中，国际蓝色战略主要有4方面：一是日本环海的经济圈构想；二是重新构筑新时代日美同盟关系；三是建立群岛性国家联盟，包括南太平洋的小岛国家；四是巩固群岛国家联盟地位，积极参与海洋新秩序和海洋新技术的建设。在海洋资源开发层面，一是通过前沿的勘测技术，加强深海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二是确保水产资源；三是开发海洋观光资源，建立蓝色网络共享。国土保护是构建海洋网络计划改革的重要部分，要将各种可运行的小行动应用于整体计划，日本才能在海洋国家发展道路上走得更稳更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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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市头等兵团历史研究会筹备会、舟山里斯本丸历史研究会筹备会王永建表示，“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应该引起极大重视。据悉，东极岛人当时是出于本能冒着生命危险勇救遇难英军战俘，在过程中留下了许多珍贵且感人的真实历史。1972年4月，铁瑛同志调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2002年11月习近平同志调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们都在第一时间得知“里斯本丸”事件后表示要加大对此事件的宣传力度，并在舟山进行一系列的考察调研和人文关怀。从政治角度，这件事情不仅是属于舟山的，还是属于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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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楼正豪博士主要从韩国史和“东海海洋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发表他的观点。他介绍，2017年在韩国发现了《飘海录》孤本，其作者是朝鲜官员崔溥，内容是作者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在海上遭遇暴风袭击后在中国的一段经历。通过这条线索，楼正豪博士发现在18—19世纪之间，朝鲜半岛大约有14部关于朝鲜人飘到中国大陆的文献记录。他把这些资料大致分为4类：第一类是朝鲜人自己编写的飘海录，其中第一部是崔溥的《飘海录》，第二部是崔斗灿的《乘槎录》；第二类是到中国朝贡的朝鲜燕行使者——明清两朝，来华的朝鲜使团有关人员将其在华时的所见所闻著录成书，在朝鲜的历史上被统称为《燕行录》；第三类是流放到济州岛的朝鲜人。他们认为，中华文化都保留在中国江南地区，所以非常关注文人或燕行使者写下的著作，能更好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第四类是朝鲜正史中朝鲜王朝关于漂流的实录。最后，楼正豪博士认为，创建“东海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开放的胸怀，建议开放授权相关邻国网站，专家学者才能对此领域查阅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研究，为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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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胡高福教授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的国际场合讲到浙江舟山渔民舍身拯救英国战俘的壮举，意义极其重大。他认为，此事件可以从7个角度来看待。首先，这是舟山向世界展示自己形象的历史机缘，借此机会要加以弘扬和宣传。其次，这是淳朴善良、舍己救人的舟山渔民体现出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重大历史事件，对此要深度挖掘，研究历史文化，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为我国维护和平等方面掌握话语权奠定基础。第三，东极渔民拯救英国战俘可以看作是东西方文明包容互鉴的典范。第四，创造能体现人性善恶、不惧困难、无私奉献的历史品牌。第五，以史为鉴维护和平、展望未来，为国家发展助力，为国家的未来谋发展。第六，政府要从更高的顶层角度进行规划，吸引国内国际的资本共同参与，在东极四个大岛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新东方大港”。第七，此事件涉及中国、英国、美国、日本，是一个多边的国际事件，需要我们积极谋划，开展从民间到政府的中外国际交流合作，更好地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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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邹亚博士聚焦提升两岸港口经济效率展开论述。她认为，港口一体化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以东部为主的超大港口区。港口区主要是湾区经济。以杭州湾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为基础，组合宁波舟山港、大洋山和小洋山港口区为主体，向北辐射到江苏和山东的各个港口，向西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向东环抱整个太平洋，向南覆盖到福建港口和台湾港口。研究整个大港口的融合发展，为将来两岸统一后的台湾港口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二是以南部为主的超大港口区。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体，结合广东、香港和澳门港口为核心，向西推进广西各个港口，将东南亚的港口共同融合发展，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美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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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事》杂志副主编郑健认为“里斯本丸”事件主要体现人道精神。人道精神是和平的文化基因。和平也是海洋文化的潜在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由文化基因所支撑的，强调的是海洋公共意识，是成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此外，中华文明是由黄河和长江共同繁育的“两河文明”，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产生了中华民族在治理方面非常重要的概念：“统一”和“统治”；海洋文化所蕴涵的政治概念应当是共治共享、共同面对、共同应对；还有“艰苦创业、敢啃硬骨头、勇争一流”的蚂蚁岛精神，体现了以海为生，利用集体力量创新创业共同打造“经略海洋”的态势。因此，“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
他指出，西方的环球旅行探险、海上航行探险等活动，目的是发现新大陆，还处于大陆意识和陆地思维，没有形成现代海洋意识。而中国所说的海洋文明具有包容性，是由社会主义体制所决定，并且中华民族是“以和为贵”的民族。因此，台湾、日本、韩国等东海海洋文明圈也要打造“和”的理念。他建议，共建“命运共同体”一方面需要改造国民性，培养意识公共性，另一方面加强文化系统、官方媒体和宣传部门的表述能力和职业综合素养，共创“和谐国际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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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日报资深编辑张慧飞认为，海洋是陆地的一种延续，人类文明是从黄土文明到海洋文明的扩展过程，延续到世界各国，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会高度定义“共同体”。她指出，由于受到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的限制，现在仍有许多专家教授是陆地思维，没有真正建立现代海洋意识。在研究过程当中，对海上思路、海洋社会也着重从官方角度来看问题。但其实一个村落、一个小岛都是海洋文明重要的元素之一。因此，她建议，一是关注宏观概念的同时更需要深刻研究探索微观的民间事物、故事和社会风俗文化，形成历史独特的印记和文化形态；二是加强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丰富历史记载；三是在决策方面，不仅要站得高，更要接地气，紧密联系民众和高层，让老百姓感受到切实可行的安全感；四是要主动拥抱世界文化，以客观性、开放性、世界性、超越自身文化的视角看其他国家地域的文化，了解并深入挖掘东西方文化的共同交集点，才能保证我国在国际争端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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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洋大学政治学二级教授、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黄建钢教授从两方面进行阐述。第一，“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揭示一个“东海海洋社会”。研究“里斯本丸”号沉船、舟山渔民搜救船上的英军战俘事件可以以舟山为核心讨论。构建“东海海洋社会”一定要放在新时代、新形势、新思维下思考研究——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经略海洋”伟大思想概念。“经略”两个字就是以经营的方式去研究到细节、精致的层面。“研究民间事物”、“落实到基层”就是“经略”思维的典型表现。
第二，“东海海洋社会”构建是为了突破“海洋外交”。黄建钢教授提出令人深思的问题：什么是“海洋外交思想”？现在的陆地外交可能已经受到封锁，需要从海洋外交的角度主动打开新局面，而“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是“海洋外交”上非常重要的棋子，涉及到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四个国家，这就是世界。他认为，通过此事件，就可以打开“海洋外交”局面，也可以将此事件作为桥梁，缓和跟美国的关系。另外，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后提出一个重要概念：世界的中心正在转移——由“大西洋中心”转到“太平洋中心”。而太平洋的中心就是东海。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二战，再到朝鲜战争、日本的崛起，亚洲四小龙有三条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都是在这个区域。近几年中国的崛起更加巩固了东海就是世界中心的地位。因此，“东海海洋社会”的构建直接关系到“海洋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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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沙龙的参与人员还有浙江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王建友、浙江海洋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周学锋、舟山日报的葛高蓉、中共浙江省委党校的吕奕骅以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助理王微、吴冰玉、姚继锐和吕新玲。各位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畅所欲言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沙龙全程气氛热烈、思维活跃、互动频繁，精彩纷呈。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2020年第十一期“周末智库沙龙”取得圆满成功！
